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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毛外蒋介石最怕他 称这个人活着有可能代替他

核心提示: 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,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,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。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,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,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,邓演达自任所长,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,主持所务,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。

1933年7月,国民党集团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,蒋介石任团长,陈诚为副团长。一天,蒋介石在庐山同几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一起聊天。其中有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建绪。刘建绪问蒋介石:“委员长百年之后,谁能代替你?”

蒋介石答:“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。”当时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邓演达。但蒋介石很快又补充一句:“不,能代替我的人还有一个活着的。”蒋介石虽然没有指明活着的人是谁,但在座的人都意会蒋氏之语指的是毛泽东。

蒋介石确实很佩服毛泽东这个与他较量了十年的对手,他曾发誓用二十万元买毛泽东的头。

后来,刘建绪把他在庐山听到的蒋介石的谈话讲给了侄婿张之毅。张之毅是湖南人,1948年为国民党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研究员,建国后为北大教授。

蒋介石之所以称邓演达如果活着有可能代替他,是因为邓演达确有过人之处。

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。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,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。

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、黄埔军校教育长,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。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,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,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。

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,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。在大革命时代,他俩在农民问题、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,互相支持。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,就不可能胜利,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。1926年底,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,写出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,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,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、撰写文章,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。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、反对态度,更不赞成毛泽东在《报告》中的观点。无怪乎过了好多年,毛泽东回忆此事时,还不无感慨地说:“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,陈独秀、彭述之不同我合作,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。”

在大革命时代,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。1926年2月,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,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,他就想到了毛泽东,特聘他为委员;同年4月,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,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;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,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,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、常委、组织部长;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,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,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,邓演达自任所长,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,主持所务,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。

由于邓演达忠实遵循中山遗教,认真执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,在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上,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、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,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。

1927年6月30日,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,又感到无力挽回狂澜,就怀着沉痛的心情,决心出走。

临走前,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了一封告别信。信中说:“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,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,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——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,可以完成革命。不幸到了今日,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……我因为这个,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,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”。信中最后说,“同志们,革命是我们的职业,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。同志们大家奋斗!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!”

邓演达将信发出后,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,离开武汉,沿京汉线北上郑州,再转西安。在西安会合了由武汉回国的俄国顾问,经五原、榆林,越沙漠,到西伯利亚,最后抵达莫斯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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